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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中文网,迷思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bob体育官方平台】

2020-05-06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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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日前采访了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凭借“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警告中美两国存在爆发战争危险,而阎学通院长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阎学通         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已1年有余,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      阎学通:可以说又回到了原点。特朗普在就任不久后,不断声称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但为应对2017年秋季的访华,他缓和了这种姿态,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看起来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不过,在前些日子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这种立场与1年前出任总统时基本相同。出现这种回归,显示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竞争,即使领导人有意加以改变也无能为力。      记者:有观点指出,中美有可能陷入新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您怎么看?      阎学通:首先有必要明确“陷阱”的含义。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提到了原有的霸权国家斯巴达和新兴国的雅典产生对立、最后发展为战争的例子。如果“陷阱”意味着无法避免战争的状况,那么,我无法赞同阿里森教授的这一观点。因为如今中美之间不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险。      记者:为何能断言中美不会爆发战争?     阎学通:理由有3个。第1,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不论如何对立,都没有发展为战争。因为核武器为避免发生战争提供了保证。第2是全球化的进展。两国民众的往来飞跃式扩大。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所不曾有的状况。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跨国婚姻如此大量增加的状况下,战争无法获得两国民众的支持。      还有第3点,中美两国谁都没有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因为两国都担心,如果背负沉重的责任,将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试图成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现在的中美则完全不同。反而相互将责任推给对方。因此我认为,中美之间非但不会发生战争,甚至连冷战都不会有。        记者:您是说中美关系基本上将顺利发展?      阎学通:如果从不会爆发战争这个意义上来讲,那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将完全没有竞争的状态称为“顺利发展”,那将永远不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中美关系的本质在于竞争。新崛起的大国与原有霸权国家之间发生竞争是必然的。           记者:也就是说,经济层面的摩擦将更加激烈?  1 2 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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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图为2018年4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瑞艾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在香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Asia Society Hong Kong)进行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讲座宣传海报。(拖拽/保存图片可查看大图)

赵明昊  

“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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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纽约“李奥会”成功举行之际

(环球时报1月16日报道)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中美关系一向是全球国际政治光谱中的耀眼一道,特别是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备受国际社会瞩目的“习奥会”刚刚落下帷幕仅仅半个月,李克强总理又在纽约会见奥巴马总统。此次“李奥会”被外界不约而同地解读为是“习奥会”的延伸和拓展。中美如此高频度的高层会晤,折射出中美之间利益交织的深度和广度,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两国间存在许多亟待沟通解决的重大事项和问题。美方政界和学界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否稳健前行、两国之间能否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从而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虑及甚深”,李克强总理带着对这些被关切问题及回应,与奥巴马总统会晤、又与美国经济金融界、智库和媒体直面交流坦诚对话,这无疑对增进双方的信任、扩大战略交集和共识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当思考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会是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以及与美国经济体量日益缩小的事实,使得全球权力转移和“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成为近些年讨论中美关系的主要话语之一。但是将中美问题简单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迷思。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据此研究了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大量案例,得出结论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将这种现象冠之以“修昔底德陷阱”,并用于定性中美关系。艾利森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战略策对的当下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当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久又加速推进TPP谈判,意在遏制中国以及与中国争夺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随后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相继被点燃,亚太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国持续强化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主动态势,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加强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军事盟友的合作。从军舰和军机威慑到部署“萨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呈逐渐升级趋势。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8月艾利森的研究破壳而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已訇然洞开、崛起的中国开始挑战美国霸权地位。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俱乐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的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过5年。

理论地看,无论是修昔底德那段有关大国关系的名言还是艾利森的相关量化研究,其基底构筑都是遵循现实主义思维逻辑,即权力分配和敌意-友善法则决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间关系性质。这种物质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权力的转移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导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乃至战争。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海默斯依据这种理论逻辑提出,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以及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他认为这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等,而是基于现行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体系。这种战略思维作用下,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很容易被放大和过度政治化。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无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认为,过去500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对上述所谓历史逻辑持不同看法的一些学者则提出,现代的对位大国关系与以往相比也出现了根本性的范式变化,由于当前战争的成本空前提高,国际体系已经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互动模式也因此发生质变,对位国家争夺的是国际影响力,其途径不再是战争,而是在国际“寡头市场”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比如当今的中美、美俄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更是认为不能用历史经验来简单地解释现在的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因为国际关系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革命性变革,比如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国际法国际准则的作用、以及武力在处理国家冲突中的效用大大降低,等等。约瑟夫·奈就是这类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对中美两国在管控分歧处理好冲突方面及对中国和平崛起一向持乐观见地。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然而,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会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如鲠在喉,即便中国在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它们仍有不小差距。人们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最终会不会建立起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但注定不会有唯一明确答案的世纪之问。

“修昔底德陷阱”逻辑还包含了新兴大国必然挑战霸权国家的隐形假设。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那种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霸权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占绝对优势实力,从而胁诱其他国家参加自己的体系。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干着帝国主义的行径、用武力干预别国内政以及掠夺他国财富。虽然美国被西方学者归为不同于历史霸权国家的一种“制度霸权”,甚至基欧汉认为这种霸权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因而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必要保障,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霸权。既然是霸权,就无法摆脱霸权必然衰落的历史宿命。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长远来看,霸权也只是一种历史产物,在历史中产生又在历史中消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很有可能使美国成为“末代霸主”。从这点来说,霸权同样适用本尼迪克特发明的那个术语“想象的”,即,“想象的霸权”。也就是说,它的形成是一个认知过程。然而其认知的先决条件,亦即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理解世界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核武器的扩散导致的霸权成本升高,国际组织和区域国家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作用等等,这些全球政治中最深刻的变化,使得支撑旧的国家间关系的观念认知丧失了统治地位。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是,霸权国与挑战国那种陈腐的大国关系的二元视角遭到质疑。民族国家这种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开始被“文明”、“地区共同体”等等替代。虽然“永久和平”尚难以企及,但是地区性各种安全共同体出现了,比如东盟、欧盟,这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人民对和平的变化持有可靠的预期”,从而开始超越国家间那种传统的“零和博弈”性质的结盟对抗关系。面对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全球难题以及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地球村”、“全球共同体”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种背景下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呼之而出。可见中国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命题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其本身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一、“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那种被许多西方学者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中美双边关系,无法被抽象为霸权国与挑战者关系。霸权终将成为历史遗物,而导致美国丧失霸权的只能是美国,——如果美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依旧用旧的霸权思维看待国际关系以及新兴大国的话,那么他将被时代以及其他国家抛弃。正如20年前一本名为《下个世纪谁最强: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的书中论道:“在中美历史性竞争中,时间在中国这边,中国只要不输即赢,美国则相反”。由于霸权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因此其消亡可能也是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并不必然地带来战争与流血。而新崛起大国将在全球经济政治变革中应运而生,它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再是过去时代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基于时代呼唤的创新,包括国家间关系的相处之道、准则、制度、安全承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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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25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冲突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作为世界仅有的两个超过10万亿美元年产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两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必要增强战略互信,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充实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加强互利共赢合作,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与摩擦,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仅仅走进概念让其变成外交辞令那么简单,还要能走出概念,让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外交行动。不仅是面对处理和管控当下彼此之间分歧,且要面向更长远的未来致力于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因此,脱离“修昔底德陷阱”迷思,中美之间的战略沟通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中国努力,也要求美国改变思维、调整政策。两国关系的良性与稳定,取决于战略交集,同样也取决于战略共识。中美之间需要扩大战略交集,这是避免中美关系波动的根本办法。我们常说,两国关系有经贸这块“压舱石”,但是对于国家战略来说,经济利益与核心战略利益相比仍然不在同一个天平上,因此还得有迎风破浪的船帆,也就是扩大经济利益之外的战略交集和共识。40多年来所形成的中美友好关系的基础,除了两国在经贸方面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利益需要,最重要的还有地区和全球安全领域的需求与合作。例如,中美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以及在气候变化、全球核安全领域都有成功合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热点问题上,双方也都有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些成果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充分说明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今后中美可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扩大经贸、两军、执法司法、反恐、网络安全、人文以及地方务实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中美加强合作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修昔底德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因而学界和媒体对于中美之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描述,实际上简单化了两国关系,也很容易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无论霸权本身,还是霸权与新兴大国关系,甚至新型大国关系其本质都是一个认知过程。换言之,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一个战略观念建构的过程,如果用一种“敌意”思维看待彼此,就会生成甚至强化这种敌手关系;如果是用“友善”目光看待对方,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康德文化社会”、进而出现对于“和平的可预期”。中美需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增进互信,深化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就这一意义而言,“李奥会”以及与智库、媒体等对话,有助于重塑中美战略共识、找到两国更好的相处之道,从而为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能。

   正如同千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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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o艾利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也常常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霍姆斯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不断宣扬自己打败了波斯人,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国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会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体现和结果。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0至1960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越顶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1980年代可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1996年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令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二、为什么人们更加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2013年7月,皮尤世界民情调查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14%,至37%;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度上升了9%,至53%。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人们可以很容易听到两国政治分析人士相互指责的观点,其中不少充斥着深深的敌意和强烈的“必胜主义”情绪。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梦》一书作者刘明福认为,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美中两国的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世纪对决”。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切尼顾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o弗里德伯格称,中美关系即使暂时得到改善,但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必然产生摩擦,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阻碍着信赖关系的构筑,今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估计会逐渐转向强硬。

   人们之所以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权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谋取利益的考量。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认知常常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认知甚至会代替现实。“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念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2008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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