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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创新资源,从美国军民融合看SpaceX的成功bob体育官方平台

2020-02-12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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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Sic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of USA after Cold War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黄毓敏摘要:本文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发展环境,以及国家科技政策和国防科技政策的关系,重点阐述了冷战后美国的国防科技政策及其特点。关键词:科技政策国防美国一、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的发展环境不断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国防预算尤其是采购预算的大幅削减,20世纪90年代国防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掀起了企业大并购的浪潮,行业规模呈现萎缩局面。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获得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虽然"9.11"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打击令人震惊,经济出现衰退,但是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经济、军事、科技超级大国。布什政府在号召全世界联合反对恐怖主义的大旗下,大搞单边主义,维护其独霸地位。在"9.11"事件导致美国的航空运输、旅游、保险业萧条的同时,美国军方成为最大的受益者。2003年国防预算激增到379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约14.5%,美国国防工业也开始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未曾出现过的繁荣,开始了新一轮武器装备研发和更新的热潮。随着科技的发展,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战争已经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发展。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高科技武器开始崭露头角,超视距作战、隐身技术、精确打击、电子战、信息战等高科技军事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2001年在阿富汗空、地联合的反恐行动中,更加强调信息的重要性,无人机、特种飞机的作用备受瞩目。国防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影响军事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史沿革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而且是世界头号科学技术强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奠定和维持美国的国际技术经济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美国没有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管理科学技术问题,也没有统一的、定期发布的科技政策白皮书,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府愈来愈关注科技对国家竞争力和国防安全的影响和作用。二战的爆发,使美国政府的国家技术政策从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为主要目标的技术政策,转变为以研制军事新技术装备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技术政策,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由农业研究经费占1/3的格局转变为军事研究经费占5/6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联邦科学技术政策基本限于支持基础科学和以国家安全、健康、航空航天为主的传统政府项目。首先是加强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1950年,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促进科学的基础研究、交流与教育提供资助。其次是以赢得冷战为目标重点保证国防科研的投入,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为国防技术的发展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研究和开发基地。这一时期美国的科技政策一方面造就了美国强大的军事技术优势;另一方面造就了一批重要的新兴产业。美国政府称之为政府技术的效益溢出。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受到西欧国家及日本的挑战,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产业纷纷陷入困境,美国政府认识到原有的技术创新模式和国防导向的科技政策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其冷战后期的政策调整,包括推动政府研究成果向私营企业的转移;消除企业间合作研究的反托拉司法障碍;制定和实施以增强美国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政府与企业合作计划等。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发布了一系列联邦科技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地将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提出来,指出传统的科技政策局限于支持基础研究和面向任务的研究,已经不适应当前环境的挑战。明确了政府应制定和实施综合性的、系统的国家技术政策,使技术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和保障国防安全等诸领域的贡献最大化。这一时期美国科技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适应全球竞争环境,着眼于未来,重申基础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政府和企业共同致力于技术创新,提出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中提出要"重视科技,有效决策",在2001年1月就职演说中谈及科技政策时,再次重申要确保"信息化基础上的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在与克林顿政府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战略指导方针更加强调大力推进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科技,从而建设新世纪的"网络经济",确保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强调加强国防高科技的研究与开发。三、国家科技政策与国防科技政策的关系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美国的科技政策是与其社会背景、国家发展目标和世界形势密切相关的,政策的关注重点在具有高度公益性的部门和领域,例如农业、国防、公众健康等,并逐步朝着推动产业发展的方向变化。可以说,美国的科技政策已不是一项单纯涉及科学和技术的政策,而是与整个国家的目标、对内、对外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服务。国家科技政策中有大量针对国家安全、国家军事能力的内容,构成了国防部科技政策的具体指导,并通过联邦政府的国防预算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国家科技政策的下游是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为自己所管辖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制定的符合联邦政府科技政策总目标的各自政策。国防部负责国防科技政策的制定。由于美国不存在专门的类似于科技部的政府机构发布定期的联邦科技政策白皮书,国防部也就没有类似的文件。但根据调研和资料分析,可以认为国防科技政策是通过国防报告书、四年防务审查报告、采办条例、国防科学和技术战略、国防科学和技术计划以及国防预算等体现出来的。国防报告书和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全面评估安全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美国军队应具备的军事能力,并藉此提出为保证军事优势而必须拥有的技术优势,可以视为国防科技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国防科研投资方与执行方通过采办联系在一起,采办条例构筑了指导国防科研工作的规则和流程;国防科学和技术战略、国防科学和技术计划则是对重点技术领域的进一步明确;国防预算确定的各研发领域经费额度则是以联邦法律的形式、经济的手段明确了国防科技发展的具体方向。四、冷战后的国防科技政策1.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融合的趋势,加强同工业界的研发合作鉴于一方面国防部不再不计成本地单纯追求性能,其次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民用经济逐渐引领了技术发展的潮流,再者随着防务朝着基于信息的方向发展,在军用和民用技术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融点,国防部愈来愈重视同工业界的合作。首先是加强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研发合作,试图以一定的政府预算带动民用部门的国防科研投入。其次,由于民用部门通常能够在相对较短的生产周期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国防部通过采办改革扩大供应商基础,营造更加快捷地利用民用产品、民用技术的环境。为此,国防部实施了三项特别计划。民用技术转移计划。国防部民用技术转移计划覆盖很广的范围,包括民转军、军转民和两用技术,重要的技术转让手段是联合研究和发展协议,该协议目标是支持联邦开发的技术转让给私营部门,提高私营部门的经济竞争力。国防部实验室通过此协议参与工业界、大学、州和地方政府的联合技术开发,但所有资金由非联邦机构投入,在保证军、民用研发机构资源共享的同时,拉动民用部门的科研投资。民用运转和保障节约计划。许多国防部武器系统的使用周期远远大于最初设计的时间,随着设备的超龄服役,运转和保障成本必然增加。1997年,国防部开展了民用运转和保障节约计划,目标是提供种子资金,对现有的或即将突破的民用技术进行改进,开发一些部件,使其能够插入到军用系统中,从而增强武器系统的可靠性、降低维护成本、减少配件成本等。两用科学和技术计划。1997年,国防部启动了两用科学和技术计划,该计划中的项目必须开发两用技术;非联邦政府部门至少承担50%的成本,其中必需有私营公司;必须在竞争的基础上授予合同等。该计划不仅加强了国防部科研机构同工业界的合作,而且工业界也从中获益匪浅,例如,为企业提供了一定数额的科研资金;为企业间、企业与国防部实验室或大学间建立合作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机制;企业可通过合作获取先进技术;增强了技术快速转化为防务系统的潜力。除上述三项计划之外,在武器系统中采用民用现成产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防部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废除专门的军用条例和标准,允许部分中小型公司采用民用会计和审核办法;改革采办条例,鼓励世界一流的民品供应商将其先进技术提供给国防部。2.重视同大学和小企业的合作研发大学和小企业是参与国防部研发项目的两个重要部门。大学承担了国防部"6.1"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中55%的份额。在同大学的合作中,国防部支持了大学中71%的电子工程的研究;63%的机械工程的研究;42%的航空工程的研究;42%的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尽管对大学科研的支持项目繁多、金额分散,但为人才的培养和关键基础科研成果的获得奠定了基础。另外,同小企业的合作研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每年为防务相关的研发项目向小的技术公司提供大约5.5亿美元的资金,使得诸多小企业能够为军品提供系统和部件,例如,用于PAC-3反导弹导弹的加速计,就是来源于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而且其大量的民用需求又使得军品成本降低。3.加快军事技术转化过程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缩短,特别是信息技术更是以月为单位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技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也是前所未有的。国防科学技术若不迅速转化为产品并且尽早部署,技术优势就难以体现为军事优势,并且很有可能演变为敌人的军事优势。因此,美国国防部在近年的国防科研计划中非常注重技术的快速转移问题。国防技术的转化包含两个阶段,一是从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产品,二是将产品快速地部署军队并投入使用。为此,国防部推出以下措施来保障技术转化。加强先期概念技术论证。先期概念技术论证计划启动于1995年,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应用非传统的采办方法,快速将成熟技术融合进武器系统从而迅速形成战斗力。ACTD项目与美国国防部的传统采购程序相比,效率更高。从概念探索到批量生产,按传统的实施过程一般历时10~15年,而ACTD的实施过程一般只有2~6年,主要是在ACTD中只对已经研制出原型的技术进行验证。强调作战试验。国防部指令5000.1特别强调了作战试验的重要性。防务科学局2001年夏季研究报告也指出,为使技术尽快转化为作战系统,必须充分发挥作战试验在武器系统发展中的作用,这包括加强建模和仿真试验、在各军种建立试验部门、成立作战红方、指定高级专门人员负责作战试验、为联合和多军种试验提供资金等。另外,为确保武器系统能够迅速地形成军事能力,国防部还要求采用渐进式采办策略,在每一批次能力的开发过程中,采用螺旋式发展方法等。4.改革武器出口控制政策武器出口是美国政府保证扩大国际影响、大赚美元的长期国策之一。冷战后,美国政府的武器出口控制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不仅出口额大幅增长,而且一改过去主要转让、出售过时、落后、退役武器的做法,将更多高技术的军事装备销往国外。出口控制政策的转变主要是基于两个出发点。首先是成本共担或构建联盟;其次是保护和维持美国国防工业基础。1986年,美国武器出口总额只占世界武器出口额的13%,到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了70%。1995年2月,白宫发布了新的《美国政府常规武器转让政策》,为未来的武器销售勾勒出几个目标,其中之一就包括增强国防工业基础。1996年9月,美国国防部成立了国际和商业计划办公室,负责为防务产品制造商的军品出口提供贷款担保。2000年5月,美国外交部会同国防部发布了《军贸安全倡议》,允许盟国间更多的技术共享。尽管一方面美国对其盟国的武器出口控制政策的趋势是放松管制,创造更灵活和广泛的武器贸易许可证方式,但另一方面更加严格地审查和控制武器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出口。随着技术的发展,某些军事技术已经很难同纯商业技术区别开来,某项关键技术既可用于民用领域也可用于军事领域,例如,先进复合材料技术、高性能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技术等,于是,许多不需要审查的民用技术被纳入两用技术目录,须经商务部审查后方可出口。而且,随着经济安全被放在了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并由于诸多军事盟国都是美国的经济对手,美国对其传统盟国军事高技术的转让也更加审慎,例如,要求就产品、数据和服务的最终用途、再转让以及各国的基本出口控制规则的一致性等方面必须签订国际协议。五、美国国防科技政策的特点1.国防科技政策是国家科技政策的组成要素鉴于国防工业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领域,又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公益性明显、与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紧密相关等特征,国家科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国防科技政策;另一方面,国防部的科技政策是在国家科技政策宏观指导下的具体化,包括国防科研战略、重点发展领域、科研活动方式等。2.没有统一、规范的政策白皮书美国分散决策、统一协调的科研体制决定了美国没有统一的、定期发布的的国家科技政策。国家的科技政策通过总统施政报告、政府报告、咨询委员会建议等形式发布,体现政府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科技重点,并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形式体现。因此,也就不存在针对国防领域发布的国防科技政策书。事实上,国防科技政策是通过国防报告书、四年防务审查报告、采办条例、国防科技战略、国防科技计划和国防预算等一系列文件体现的。3.以安全环境、军事战略为基础,服务军队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始终强调保持技术优势是保证军事优势的基础。国防部的科技战略和科研活动围绕增强军事能力和确保国家利益来进行,国防部三军种提出各自的军事技术研发重点,国防部汇总、审批后上报国会批复国防预算。国防预算支持的科研领域和经费额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防部的科技政策。4.间接形成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支持国防部科研项目中,20%的基础研究和70%的应用研究都由工业界承担,国防科技政策通过科研预算和科研合同不仅影响着国防工业,而且起到积极的支持作用。

姓名:苏彦恺

2016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项《关于预测太阳活动产生粒子风暴》的课题,面向全球悬赏3万美元征集研究者,最终赢得挑战的是一位退休人员,并非人们期望中的专业人才。实际上,这只是美国国防部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古以来,“犁”与“剑”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凭仗——依靠犁得以生存,凭借剑方能自卫。很多情况下,“犁”与“剑”又是一对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历史上,能有效化解二者矛盾的国家,往往能较好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数十年来,庞大的军事开支非但没有将美国拖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其霸权地位,其奥秘之一就是通过军民融合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发展。

学号:14020150008

近年来,美国为保持军事技术优势,发起并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为此持续推进新一轮国防采办改革,希望构建一个更加灵活的采办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商业企业及民用技术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美国国会继续放宽商业企业参与军事技术研发的法律限制,国防部在商业创新聚集区设立专门办公室,探索利用风险投资公司资本投资先进技术。从过去的“闭门造车”到如今主动“走出去”迎接外部取之不尽的创新资源,美国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程度一直在不断加深,“开放式”创新战略功不可没。

军民融合——

转载自:战略前沿技术

当前,我军装备建设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同世界军事强国相比仍有差距。对此,我们应破除传统思维定势,用更宽广的视角审视和实施国防科技“开放式”创新战略,不断激发国防科技创新活力,加快科技兴军步伐,为建设强大国防和世界一流军队提供科技支撑。

从“战争牵引”到“军民兼顾”

【嵌牛导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是一家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2002年6月建立的太空运输公司。SpaceX成功开发火箭循环使用技术发射猎鹰9号火箭完成卫星发射任务,与重新打造一枚火箭相比成本减少一半多。

既要坚持原则,更要灵活高效。国防科技军民融合与企业打交道频繁,工作敏感性强,社会关注度高。为此,国家、军队近年来加大了对国防科技及装备竞争性采购管理的力度,有力规范了国防科技工作秩序,但同时也存在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结合国防科技工作实际,采取机动灵活的管理方法,实现由基于程序向基于效果的管理方式转变。在需求信息发布对象上,既要面向军工集团及其他国有企业,也应囊括各类民营企业、科研单位甚至单个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百家争鸣”,达到军民协同、集智攻关的预期目标,加快实现重大核心技术的突破。

回望历史,从二战时期的“战争牵引”到冷战阶段的“国防优先”,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以民带军”浪潮,直至今天的“军民兼顾”战略,美国探索推动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的轨迹清晰可见。 由军及民。早在1941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科学研究发展局,旨在协调组织科技研发服务于战争需求,从那时起,美国科技界、国防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联系日渐密切。在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的国防科研主导着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国防科研经费占政府科研经费总额的比例高达53%-85%,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受益于国防部资助,并从军方“外溢”到民用领域,如航天飞机、半导体和计算机等与国防直接相关的研发投资。

【嵌牛鼻子】:空天技术;军民融合;埃隆马斯克

既要加强管理,更要注重服务。目前,少数国防科研管理者仍然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理,坐等企、事业单位登门拜访,导致一些门槛低、投资少的军民通用项目炙手可热,而部分专业技术性强、投资大的军事专用项目却无人问津。为改变这种局面,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应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建立更加主动的商业技术扫描和企业创新能力评估引进制度,主动邀请社会知名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商业公司加入国防科研生产行列,促进科技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提高协同创新效益。


【嵌牛提问】:SpaceX的成功对我国军民融合进程有怎样的启示?

既要重视保密,更要升级改造。军民融合重在开放,难在保密,这已成为制约国防科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当前国防科研领域保密审查项目多、门槛高、时间长等问题,应健全完善保密相关制度规定,设立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国防科研保密审查管理机构,科学划定保密审查范围,注重提高审查效率,确保衔接顺畅、快捷高效。同时,应加强保密安全环境建设,采取数据加密、入侵检测、病毒防治等措施,对现有涉密信息服务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以民带军。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崛起标志着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关系的逆转,以信息技术的崛起为契机,民用技术成为技术革新的先锋,使军事技术从民用技术中寻找创新的灵感。如计算机系统、通信、集成电路和先进材料等民用技术都超过了军事技术,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能较好地满足军事需求。因此,美国对国防工业结构和管理政策、国防采办法规和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20世纪90年代,美国颁布了《国防授权法》和《国防科学技术战略》,全面实施军民融合战略。 军民融合。冷战后,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美国政府成立了“国防技术与工业基础委员会”,国防部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推动军用技术的社会转移。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2000-2010年国防科学技术计划》,强调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用科研力量,通过军民融合大力推动国防科技创新。2011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协调军兵种、国防部和能源部等开展军民融合网络信息系统研发。2015年10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指出未来科技创新的九大领域。特朗普政府也注重国防科技创新的军民融合,如近期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关键技术清单》指出,太空技术的95%具有军民两用性。特朗普的太空政策顾问罗伯特·沃克表示,新一届政府的太空政策不仅将关注技术的商业化,也将注重其军事应用价值。

【嵌牛正文】:

既要立足国内,更要放眼全球。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防科技领域也概莫能外。当前,应结合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和军事力量“走出去”战略,深化国防科技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国防科研“走出去”的步伐。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国防科技重大基础前沿课题需求全球发布机制,支持引进人才深度参与国防科技项目、开展科技攻关,鼓励国内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国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不断增强我国国防科技创新活力。

“军转民”——

一、美国军民融合环境与SpaceX的成功

逆向开发国防资源

2008年4月22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SpaceX获得由猎鹰号发射的IDIQ合同,该发射服务合同的期限自2010年6月30日起直至2012年。自此,SpaceX成为全球仅有的由私营企业承担国家航天发射任务的股份制公司。火箭循环使用技术的长期效益不可估量,例如:在SpaceX之前,美国垄断大中型载荷发射市场的联盟号火箭(ULA)在2012财年宣布,4次发射报价17.4亿美元,平均每次发射4.35亿美元,发射费用较上年大幅度上涨30%;即使我国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发射费用也到了6000万美元以上。此外SpaceX 还宣布将于 2019 年开始发射计划中的 4425颗卫星,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免费Wi-Fi体系。可以说,SpaceX成为当今全球最为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卫星航空航天公司。

冷战结束后,战争威胁逐渐远去,美国国防支出明显下降。当国防资源内含的军事效益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分量变轻之际,“军转民”,即国防资源向民用领域的逆向开发,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 军用研究的“军转民”。美国各军兵种都建有自己的实验室,如罗姆空军实验室、空军阿诺德工程中心、海军研究实验室等,在国防部层面设有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这些研究机构虽然主要从事国防科技研发,但还具有以下特点:从制造军备向促进具有商用价值的民用技术转移,即美国政府改变冷战时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研究方向,开始更加直接地介入技术转移活动;将部分项目委托私人企业管理,以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速度,推动其商业化进程。 军用投资的“军转民”。美国国防部将大量军事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领域,其研发成果不仅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价值。美国海陆空三军都曾与民营企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进行专项技术研发合作,如DARPA近年来较为成功的合作案例包括:与德克公司合作研制智能自动化手臂,与BAE系统公司签订“认知电子战系统”和“深海导航定位系统”的项目合同等。此外,美国还不断削减军事研发经费,转作民用研发经费。如2009年美国军用研发经费占联邦政府的60%,随后调整为军用和民用研发经费各占50%。 技术权限的“军转民”。通常而言,军事技术由政府或军方主导研发,他们拥有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有些技术也完全可以应用于民用领域。据统计,大约有80%的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相重合,如果向社会开放军事技术使用权限,将释放巨大的国防“红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GPS.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投入数十亿美元作为GPS的研发资金,任何一家私营企业都无法负担如此大手笔的支出。1996年,克林顿政府决定全面解除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从而让这一技术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鼓励社会创新及服务民众生活的功用。

SpaceX的成功并非偶然,这得益于美国军民高度融合的环境。美国的军民融合步伐走在世界前列,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大多为军民融合型企业,例如通用技术、波音公司等。据统计,目前美国军事专用技术比重不到15%,军民通用技术超过80%,军队信息化建设80%以上的技术来自于民事部门。美国国会从1990年开始,通过制定《联邦采办改革法》及年度《国防授权法》等一系列重要法案和政策,积极鼓励采办民用企业的技术和产品。早在198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联邦技术转让法》,授权政府科研机构向私营企业转让技术,或签订合作研发协议。该法案有力推动了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的统合,依靠民间科技力量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在确保军事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民用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正是美国保持军事优势和综合国力全球领先的重要因素。

“民参军”—— 前沿科技溢出国防“红利”

正是得益于美国军民融合的环境,SpaceX在航空航天研发及发射市场进入等环节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实际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对商业轨道运输服务等项目的支持对于SpaceX公司的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SpaceX公司并非美国军民融合优秀企业的孤例。二战后波音公司的波音707大型客机畅销全球,也是得益于为美国军方开发C-135运输机而积累的技术和设计能力,这也为波音公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paceX公司所获得的政府发射合同,也不过是美国高度军民融合的重演,也让SpaceX公司参与其他国家的航天商业服务竞争具备更大的成本优势。

“民参军”是利用民用尖端科技助推国防科技发展,以实现创新突破的重要举措。2015年9月,美国着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保持技术领先:利用外部创新来维持美国国防部的技术优势》报告,认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扩散速度不断加快,而国防部原有的研发体制已不足以确保美国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应更加注重外部创新资源的引入与整合。 当前,军民技术之分已很难界定,有的民用技术稍加改进就能达到军用性能,这就为“民参军”提供了条件。海湾战争期间,市场上的GPS仅售价1300美元,倘若按军用规范和标准定做,同样性能的产品价格高达34000美元,而且重量还要重得多。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民用技术更是大放异彩,如以科技动画着称的硅谷绘图公司,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呈现,为美军直升机低空飞行、地面部队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再如利用卫星芯片跟踪国防部4万个集装箱的运送,使得美军后勤补给真正做到了可视化,节省了资源。美国国防部2012年发布的《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成熟的云计算技术应用于军队;2015年新版的《网络空间战略》,再次提出要借助非军方力量提升网络攻防能力,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军民融合网络信息共享。 为了让“民间”创新“触角”更便捷地伸向军方,美国还注重创新枢纽机构的发展。如在2015年4月成立的美国国防创新实验单元,就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诸多顶尖创新技术公司之间的一个连接枢纽。与一般的创新投融资方式不同,DIUx负责将美国国防部的具体业务或技术需求,与创新企业主体进行精准对接,保证了军方与技术类公司或科研院所之间建立快速、灵活的合作机制。仅2016年第四季度,该机构就签订了总金额高达3600万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包括无人机、无线通信、网络防御等。 回顾历史,经过反复探索,美国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机制,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逐渐改变了依靠国防科技溢出效应惠及经济发展的局面,主动将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融合起来,使二者相互借力,既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尖端技术,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国防研发的巨额投入对加速科技创新与进步无疑具有很强刺激作用。但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自觉、更善于通过军民融合互动来加速科技进步和产业化、商业化应用。尤其在航空航天等科技领域,美国军民融合互动创新成效卓著,SpaceX成为了一个生动的典型案例。

二、美国政府如何助力SpaceX的快速发展

(一)支持创新的市场环境

美国早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很少。但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美国对科技创新开始进行“适当干预”,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科技转化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做法是:在促进研究开发方面,政府持续提供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基础研究、重要产业关键共性及前沿技术研究以及军用科技研究等市场失灵的项目,同时采取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成果转化方面,政府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和军民科技研究合作,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发展;在市场需求培育方面,主要通过军事订购和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给予支持。SpaceX公司作为新兴的小公司,既缺乏人脉关系也没有充足的历史发射业绩,但其能够在NASA火箭发射项目竞争中胜出,这离不开美国公开、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市场环境。

(二)开放的航空航天研发体系

与我国封闭的国防科技研发体系不同,美国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国防科研体系都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的研发体系,SpaceX公司可以无障碍地参与到航空航天研发业务中去。2004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推出星座计划,按计划美国空天局将退出地球轨道的发射任务、全面转向深空探索领域,而地球轨道运输则转交给商业公司,商业轨道运输服务(COTS)应运而生。通过研发合同竞争,SpaceX公司战胜了历史悠久的轨道科学公司,凭借可靠与低廉的技术优势赢得了美国空天局正式的商业补给服务(CRS)合同。此笔合同不仅为SpaceX带来了资金,更是扩大了该公司的声誉,增强了潜在商业客户对公司的信心。

(三)重视培育企业家精神及创新文化

通过创新创业、实现人生价值是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也是美国创新力强大的文化基因。美国政府对于创新人才的政策从来都是以鼓励与宽容为主,而美国军民高度融合的环境决定了全美80%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国防服务。此外,美国鼓励“草根创新文化”,美国上流社会精英阶层虽然出现了诸多创新人士,但绝大多数创新是来自社会草根阶层的能动者、实践者。SpaceX创始人马斯克出生于南非,18岁时移民加拿大,随后正式加入美国国籍。特斯拉汽车以及PayPal等都是马斯克的创新杰作。面对不确定性的执意前行和面对失败的无所畏惧、以及不断挑战自我,是SpaceX创始人马斯克的领导精神核心,诠释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内涵。

(四)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

美国航空航天工业不仅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技术水平、最完善的产业链以及数量众多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还拥有最广泛的资金支持。美国国会每年都会通过向NASA增加预算的提案,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21日签署法案,批准美国航天局2017财年195亿美元的预算方案。政府投入为私营航空航天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启动援助”资金,政府采购又为这些高科技企业提供市场需求,从而撬动金融市场对这些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航空航天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需要稳定长期的风险投资资金。SpaceX从2002年成立至今不断有投资机构伸出援手,从而度过了前几年研发阶段的困难时期。SpaceX创始人马斯克不仅是创新企业家,更是资本市场的高手。通过娴熟的资本手段,SpaceX获取了金融市场大量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在2008年赢得NASA的合同后终于使投资人看到投资回报的光明前景,从而成为资本市场争相追求的“香饽饽”。

(五)完善的创新法律法规制度

美国是第一个将保护知识产权写进宪法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就颁布了专利法,极大地调动了发明创新的积极性。林肯称:“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的燃料”。美国也很注意防止专利权的滥用而扼杀竞争,于19世纪后期制定了“不公平竞争法”和“反托拉斯法”。到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基础研究、国防军工技术研究、前沿性技术研究投入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应用技术转化,美国又先后出台了《国防航空和宇宙航行法》、《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转移法》、《国防采办精简法案》、《国防授权法》、《购买美国产品法》、《拜度法》、《小企业创新法》等法案,建立和完善了航空航天领域军民融合、技术转移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制度。这些完善的制度为SpaceX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正是军民融合环境下支持创新的市场环境、开放的研发体系、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精神、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才成就了SpaceX公司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空前的发射成本优势,实现了“火箭”般的快速成长。

三 、SpaceX的成功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启示

在我国,如何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运行效率、降低研发及生产成本、促进科技与产业创新,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埃隆·马斯克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官僚主义是火箭发射费用虚高的关键因素。而要突破这些多余的官僚主义、增进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竞争、提升国防科技工业的运行效率,鼓励、培育、推动更多的类似SpaceX这样新兴民营企业加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将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军民融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当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必须以市场化思维和手段来推进军民融合进程,着眼于将军地资源双向转化为可市场交易的、有市场价值的创新产品,努力为新产品、新技术开辟新市场,为“民企参军”创造可获得经济价值的市场需求。同时,应建立国防研发的市场化招投标机制、监督审查和淘汰机制,尊重市场规律,摆脱军民融合的政府行政管理倾向,并推动军民融合项目决策的开放性、前瞻性、独立性及风险宽容性。此外,必须重视军民研发信息的对称,健全军品科研需求信息收集发布机制,突出政府信息引导与规划职能,实现军民研发需求由分散对接向整体对接的转换。

(二)打破国有垄断格局,降低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技研发的门槛

航空航天在我国原来属于国防科工领域,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所垄断,私营企业很难进入;而在美国,许多像SpaceX 一样的优秀私营企业可以任意选择进入并参与国防科技工业研发。在我国民企参军需要跨越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门槛,而繁琐复杂的行政成本与市场进入成本无疑是优秀民企参军的主要顾虑之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这种高度一体化的封闭体制虽然有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毋庸讳言,但这种体制也会带来诸如寻租、逆向选择、效率损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有必要打破国防科研体系的国有垄断格局,降低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技研发的门槛,对具备核心科技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和财政扶持,并进一步探索军民研发资源共享机制,倡议向研发型中小企业有条件开放军工实验室及科研设备设施,引导军民双方优势科研资源的共享与互换。

(三)完善国防科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创新文化

SpaceX聚集了大批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年轻科学家,他们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研发团队。这种稳定的团队与强大的人才吸引力离不开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军民融合环境下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融合的深度与水平,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人力资源改革应进行多元化背景的人才筛选,给予科研人才充分的平台施展才能,在项目回报机制、股权激励机制、人才流动与交流机制上做文章,探索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与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挂钩的分配制度改革。同时,提高对生产线前沿技术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给予个人创新价值的尊重与认可,培育以“大国工匠”为核心的企业创新文化。

(四)以金融助力国防科技创新,助推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

SpaceX的火箭研发项目从2002年启动,一直到近两年才实现主营收入的大幅增长,而盈利情况依然未知。在这十几年中,SpaceX不仅没有出现资金危机,相反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追加投资,这体现出美国发达金融市场的优越性。国防科技研发周期长、资金需求高,研发成果市场价值转化较慢,因而必须依赖于充足的资金支持。一是要在现有财税优惠政策基础上专门设立针对民参军研发项目的财税激励机制,包括专项财政补贴及奖励等。二是建立军民融合创投基金,对民营企业参与的国防科工前沿技术创新项目进行专项支持。三是尝试建立军民融合信用增级机构,对民营企业军品研发项目提供银行担保、金融租赁及回购等融资服务。四是通过研发资助和政府采购合同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启动援助”,提升其市场融资能力。

(五)完善法律法规,创设优良的科技创新环境

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有效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空间,可以提高市场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护各自的权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专利认可与管理制度,正是在这种专利制度的激励下,包括SpaceX以及硅谷的大量创新企业才能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建立健全有利于军民协同创新的法律法规制度是深化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民企军品研发项目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建立单独为民企的军品研发项目开通知识产权认定通道,允许通过产权中心进行军民两用技术知识产权的双向交易,提高研发成果市场转化速度,以专利保护有效提升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研发的积极性。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也会涌现出一批像SpaceX一样能够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民营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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