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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装备的第一部电台原来是这样来的,这就是我们的西电

2020-01-30 05:04

“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创于80多年前,依靠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部分俘虏人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华接受采访时说。

内容摘要: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题:装备的第一部电台:开创红军无线电通信历史梅世雄、杨祖荣“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创于80多年前,依靠的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部分俘虏人员。红军对只能接收不能发报的这半部电台进行了试机工作。翟清华介绍,这一次,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连同6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一并被送到了红军总部。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1931年 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由一部半电台起家的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在作战、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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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时任红三军八师二十二团二连战士的李衍福接受采访时说。

关键词:电台;红军;无线电通信;国民党军队;翟清华;缴获;人民解放军;部队;围剿;军事科学院

自诞生之日起到1931年1月,红军各部队皆没有无线通信装备。由于缺乏无线通信联络,一方面,红军失去许多主动捕捉有利战机、打赢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机会;另一方面,红军各部队之间、红军各部队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难以迅速取得联系。通过作战缴获敌军的无线通信装备,来发展无线通信,是当时条件下红军的必然选择。据此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特意指示红军作战时,“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缴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军事科学院编:《发扬优良传统,履行神圣使命》,第59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贯彻上述思想,红军走出了一条借敌军无线通信装备的物力和人力,建立发展红军无线通信的道路。

对于个人来说,85岁已是耄耋之年,步履蹒跚。然而85岁的西电,她正处于高速发展。新的血液和力量不断加入进来,后浪推前浪,于是我们的西电也就愈发成熟而活力绚烂。回顾西电85载春秋,往事并不如烟。前辈们经历的战火硝烟,就是一部西电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史。如果我们要在这部发展史中,找出一个最艰难的篇章,那必然就是长征。

1930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9000余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在这一仗中,我们红三军缴获了18师的电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李衍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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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30日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龙冈全歼由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队第18师,缴获敌军大量装备,其中有一台15瓦功率的小无线电台收报机,该师无线电台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经过教育志愿参加了红军。1931年1月4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县小布村,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毛泽东热情地对王诤等人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参见曾晨英:《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在江西宁都小布诞生》,《党史文苑》2007年11期)两天后,深受毛泽东和朱德接见鼓舞的王诤等人在对缴获的电台进行维修调试后,于1月6日成功建立起红军第一部电台,利用该电台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在当时中央苏区连报纸都很难看到的情况下,红军有了一部可收听敌军情报的电台,这使毛泽东和朱德兴奋不已,红军的无线通信事业由此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美中不足的是,借缴获敌军电台建立的红军第一部电台,是一部小功率的、只能收不能报的“半部电台”,其军事作用还比较有限。

西电的前身红军通信学校自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来,就一直紧随党中央身边。任弼时同志曾说:中央委员加电台,就是党中央。有人说,西电的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句话非常确切。

李衍福回忆,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电台是个什么东西,把发报机、蓄电池等全部打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也就是半部电台,送到红军总部。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题:装备的第一部电台:开创红军无线电通信历史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担负围歼敌第28师的作战任务。战前黄公略特意调查了对方的无线通信装备,得知该师装备的是1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黄公略特意向军部金参谋和特务团张连长下达一项特殊任务:“这次打公秉藩师,给你们两人一个特殊任务:缴公秉藩师的电台,机器要完全无损,并争取敌电台报务人员投降加入红军。”执行该作战方案,红三军不仅围歼了敌28师,而且完整无损地缴获了该师装备的100瓦大功率无线电台。战斗结束后黄公略派专人将电台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向毛泽东和朱德呈上书面报告:“无线电有一副完全的,并有汽油三瓶,人员十余人,已派交通队长负责转送总部。电码八本送上,请查收。”(马继善:《黄公略将军传》,第301—3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至此红军有了第一部在当时属于大功率、既能收又能报的完整电台。6月2日,红军用这部电台实现了红军部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通报。9月下旬战斗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又实现了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报。

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也是红军通信学校发展最艰难的时刻。

这次战斗中,王诤、刘寅等10多名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经动员后自愿参加红军。王诤成为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

  梅世雄、杨祖荣

与电台装备主要来自敌军一样,红军早期无线电部队的成立、发展也主要借俘虏后加入红军的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之力。1931年1月6日王诤等利用缴获的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部“半个电台”后,为充分发挥无线电台的军事作用,红一方面军决定建立专门从事无线通信的专业技术分队。1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以被俘后自愿加入红军的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技术骨干为基础,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无线电队队长、冯文彬为无线电队政委,并在无线电队成立党支部。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由此宣告诞生。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率领各野战部队、机关共计8.6万余人撤出根据地,向湘西进发,开始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风雪长征路,不可能把所有机关、设备和人员都带上。因此,党中央在长征开始前,便将苏区根据地实行整编,就地解散很多机关、人员。哪些跟着党中央走?哪些解散?人员去留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党中央在根据地创建的若干所学校的去留问题。

红军对这半部电台进行试机工作。王诤检修机器,刘寅架设天线。不久,经过调试的这半部电台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创于80多年前,依靠的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和部分俘虏人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华说。

值得一提的是,被毛泽东和朱德任命担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有扎实系统的无线通信技术基础。王诤担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后,在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中,竭尽全力地发挥其专业技术特长,多次建立重要战功,中革军委于1933年8月授予王诤二等红星奖章一枚,以示表彰。1934年9月王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相继担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曾赞誉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在苏区根据地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党中央办有各种形式的学校,可谓“红校之花绽苏区”。选派到学校学习的都是红军中的优秀青年。当年处在游击战,边学习边打仗,学员一毕业即上前线。

第二部电台接踵而来。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翟清华介绍,这一次,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连同6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一并被送到了红军总部。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1931年1月6日红军建立第一部“半个电台”、1月10日红军成立第一支无线电队后,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队伍,提高红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1月28日,红一方面军决定创办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毛泽东和朱德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2月10日,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村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开学典礼,而且还给学员上了第一堂党课,授课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学员讲道: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周和平、孙启辉、韩国钰:《岁月峥嵘育摇篮》,《解放军报》2006年12月14日10版)

中央根据革命战争最大需要,最终决定留下4所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红军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马克思学校和红大分别为红军培养政治干部,军事干部。红军通校和卫校则属于专门学校,负责培养红军通信人才和卫生人才。

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

  “我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时任红三军八师二十二团二连战士的李衍福说。

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设在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内,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兼任无线电训练班领导。无线电训练班教员则由被俘后加入红军的原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王诤、吴汝生、韦文宫、刘寅等兼任。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共选调胡立教、李赤华、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等12名学员接受训练(《一所红色大学的光荣与梦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8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4日8版)。经过四个月训练后,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圆满完成学业,成为红军发展无线通信的首批技术骨干。一年后的1932年1月中央军委又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培养的红军首批无线通信技术人员为基础,在瑞金洋溪创办红军第一所无线电学校——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为红军培养更多的无线通信技术人员。到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该校先后为红军培养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借助缴获敌军无线通信装备器材的物力,借助俘虏后加入红军的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人力,为发展红军无线通信事业奠定了最初的物力和人力基础。

这4所学校跟随党中央参加长征,边行军边学习,这就叫“长征路上办学”。

经过近90年发展,由一部半电台起家的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在作战、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1930年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毙伤俘敌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

随军长征四校之一的红军通信学校,就是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正是通信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通信人才成为党中央和各部队的“宝贝疙瘩”。红军急需大量通信人才,红军通校紧跟党中央,坚持在长征中办学,胜利到达延安,并有机会不断发展壮大。这说明从那时起,我们西电发展与民族的解放事业共命运,与共和国的缔造历程同行进。

  “在这一仗中,我们红三军缴获了18师的电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李衍福回忆。

而红军通信学校的创办,颇有一番传奇色彩,其源于一场著名的战役龙岗战役,以及一个被俘后积极参加红军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

  翟清华介绍,这次缴获的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只能接收不能发报。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短短3年后的1930年,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人,建立了15个根据地。人员的增多,地区的扩大,战事的频繁,通信就是个大问题。当时,红军装备落后,通信靠联络员的两条腿,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稍纵即逝的战机。1930年,毛泽东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八月攻长沙不克的原因之一是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这次战斗中,王诤、刘寅等10多名国民党军队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经动员后自愿参加红军。王诤成为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的迅速壮大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恐慌,这成为他统一中国的绊脚石。于是1930年10月,他亲临南昌,组织四路大军共10万人围剿苏区根据地。这就是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红军对只能接收不能发报的这半部电台进行了试机工作。王诤检修机器,刘寅架设了天线。不久,经过调试的这半部电台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朱德和毛泽东英明领导,两人制定的反“围剿”战略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粉碎围剿。如果把蒋介石的十万大军看做是一个攻击苏区的大拳头,那么诱敌深入就是让这个拳头展开,露出五个手指,然后集中兵力,依次砍掉每个指头,这就是各个击破。中央在苏区根据地经营良好,利用有利地形,发动苏区群众,用有限的兵力将这一招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据王诤后来回忆,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同时,由于当时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故而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了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前四次反围剿中,该战略屡试不爽。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李德觉得红军游击战是土匪习气,不符合英勇红军身份,换用所谓正规战,和敌人打阵地战,导致红军损失殆尽。

  第二部电台接踵而来。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砍掉的第一个指头便是倒霉的国民党第18师。1930年12月30日,18师不熟地理,贸然前进,正钻进红军设在龙岗的伏击圈,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被俘,包括一条大鱼——师长张辉瓒。毛主席开心地因此作诗曰:“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因为这首诗,张辉瓒三字天下知名。

  翟清华介绍,这一次,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连同6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一并被送到了红军总部。

彼时国民党的装备远优于红军,每个师部都配置电台。18师的电台和10名报务人员一同被俘。缴获战利品时,红军战士们发现一个铁疙瘩——电台。这是一部英国造15w军用电台,由发报机、收报机组成,配套设备包括发电机、充电机、蓄电池和油料,所以体积庞大。战士们不知何物,也带不走,便扔了颗手榴弹炸毁它。等到上级赶来制止时,发报机已被炸毁,只剩下收报机可用,相当于半部电台。

  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

我们西电校史中有“半部电台起家”之说。没错,指的就是这顽强的挺过手榴弹轰炸的半部电台。而利用这半部电台,日后奠基起红军通信事业的功臣,则是18师的一名报务员。

  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之前俘获的电台为基础,在王诤等人的帮助下,举办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队训练班。不久,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使苏区无线电技术力量进一步壮大。

被俘的10名报务人员中,中尉报务员吴人鉴带头参加了红军。他的坐像而今矗立在西电北校区花园中,吴人鉴就是王诤。参加红军后,他改名叫王诤,之所以改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小时候读书时就很敬佩历史上一个叫王诤的人,敬佩他身上所具有的“诤言笃信,刚正不阿”的品质。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的电台数已经增加到10部。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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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一部半电台起家的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支以多种专业部(分)队组成的专业技术兵种,在作战、训练、科研、抢险救灾以及支援国家建设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通信保障任务。

在这批人中,王诤学历最高,他于1929年春毕业于黄埔军校第6期通信科,通晓无线电技术。1931年1月3日下午,朱德和毛泽东在红军总部接见王诤和其他报务人员。两位首长欢迎王诤等参加红军,勉励他们为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首长的接见让王诤深受感动,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工作,他于1934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建立了功勋,是位卓越的领导人,成为新中国首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长,领导起全国的通信事业,被毛泽东主席成为“通信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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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发展,红军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网,培养通信人才越发重要。中央决定,由红军无线电队队长王诤,负责组建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1月28日,朱德、毛泽东发布《调集学员学习无线电的命令》。

1931年2月10日,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小布开学。这是人民军队通信教育史的开端,也是我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之始。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制4个月,教员包括王诤、刘寅等,大多是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国民党电台人员。学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优秀青年,第一期共选派12名战士,毕业后即迅速分配至各军电台工作。当时,毛泽东总政委听闻训练班还缺一名政治教员,便亲自为学员上政治课。朱德总司令经常利用晚上时间,来训练班和师生们谈心,讲述革命形势,阐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作用。

1931年11月,从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起,训练班改名为红军无线电学校。到1931年底,红军已有19部电台,各军团、各军均配置了电台及电话队。1933年3月,从红军无线电学校第六期起,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简称红军通校。

红军通校的师生,始终紧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在作战转移、流动中办学。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通校共举办11期,培训学员2000余人,均分配至红军各级通信分队。通校的创办,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保障,迅速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办学校培养通信人才,目的就是保证红军打胜仗有把握。在半部电台基础上创办的红军通校,培养出的通信战士们不辱使命,在历次反“围剿”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的往来电报,将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报,如同雪片一样送进红军电台的搜索圈,成为中央首长指挥战斗的重要依据。

1931年4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围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20万敌人,仅有3万人的中央红军决定隐蔽行踪相机歼敌。以弱胜强,准确的情报是制胜关键。王诤领导下的无线电队,日以继夜地投入到侦察搜索中。5月12日,电台听到敌28师公秉藩部电台给吉安留守处的电报内容。朱德、毛泽东看到王诤送来的情报,如获至宝,根据敌人电报内容,迅速部署,调动部队设伏击圈。5月16日,敌28师全部、敌47师一个旅如期闯入红军伏击圈。攻敌出其不意,敌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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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军作战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胜,王诤和红军电台立下了特殊的战功。人民军队也由此首开技术侦察的先河。

1931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围剿”。

此时,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已结业,毕业的12名学员之一的曹丹辉,分配担任红三军军部报务员。7月23日下午4时,曹丹辉侦收到国民党剿共总司令何应钦发给各部队的一份“万万火急”电报。电报限10天扑灭共匪,全文324个字,详细列举了蒋介石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阅后,立即报告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和朱德依据该份电报,在敌我力量悬殊为10∶1,根据地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三仗三捷,缴枪万余。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毛泽东还当场吩咐奖励曹丹辉3块银元,那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每天津贴只有3个铜板,足见主席对于通信人员功劳奖励之大。

有了自己培养的通信人才,红军打仗节节顺利。1933年8月,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中央军委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以表彰他在反“围剿”中的特殊功勋。一同领奖的还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等34人。此时距王诤加入红军尚不到三年。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不顾华北沦丧日寇之患,坚持先把瑞金苏维埃政府“国中之国”消灭。此时熟悉中国革命特点的毛泽东,已被留苏归来的博古排斥在红军领导之外,一味听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瞎指挥,苏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屡战失利。红军将士虽勇,仍挡不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只有放弃根据地实行转移这条路可走。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撤离瑞金,向湘西进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4所学校,随军党中央。

红军通校整编为军委纵队的教导大队,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长征途中,学员口号是“边打边学,边走边学”。走在前面的同学,在背包上挂一小黑板,上面书写所学内容,边走边学。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互相提问,互相用英语对话,或背诵电码。老师们也是边走边解答。通校学员大都是工农出身,认不了几个字,学习困难极大。特别是学英语, 学员们利用一切时间读背记画,熄灯后还在心里默记。从认英文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硬是顽强的战士们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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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环境艰苦,通校被称为“三无学校”: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据长征路上通校学员秦怀礼老人回忆:“部队缴获的铅笔送到通校来,第一堂课老师只教大家一件事,就是削铅笔。只准削掉木头,不准削铅,要把铅笔来回转着用,用尖、用秃了才能再削,一点也不能浪费。那时候也没有纸,大家就把土地抹得平光,在上面写字,把牛皮用火烤硬了在上面画图。白天行军,晚上我们就在树林火堆边围着学习电工知识,欧姆定律、串联并联……最后我们在草地的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

长征途中,校长刘光甫亲自讲授电学。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效果非常好。在做装机实验时,电容、电阻、变压器都是从缴获敌人的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大小规格均不配套。电信材料均为战士从战场上缴获的,非常珍贵。装配时,先在平地上把线路搞熟,然后在木板上画好图,摆上零件,教导员逐个指导。因零件不多,一个人摆完后,另一个再布线。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学员们都学会了装制收发报机。

电报机电池从前方部队电话队中淘汰下来,常常电量不足。师生们动手在锌皮上捅上几个洞,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下,发现还可使用,被称作“麻子牌”电池。

1934年12月间,红军通校向五岭老山界进军途中,大家利用行军间隙学习电台技术。此时路过的周恩来、朱德看到学员的蜂鸣器和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停步观看。

当他们了解到这是通校学生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后,周副主席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周副主席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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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到1936年短短的5年中,从敌人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到长征途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2000余名通信技术人才,其中包括以李白、曹丹辉、胡立教等为代表的通信英才,走出了王诤、曹丹辉等近百位解放军将军,成为我军电子通信技术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

历时一年多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遭遇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围堵和追杀,发生过上百场的战斗,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等,取得的胜利表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英明指挥、红军官兵的勇敢善战。同时,通信兵的通信联络和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和几位指挥作战的开国元帅对通信在战争胜利中的作用有高度评价。毛主席的题词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聂荣臻元帅的题词是“通信联络是军队指挥的根本保障”,徐向前元帅的题词是“红军的耳目与神经”,陈毅元帅的题词是“部队通信兵种不健全等于人的血脉不流通,人的血脉不流通则死,部队血脉不流通必灭亡”,刘伯承元帅的题词是“通信兵就是战斗指挥的工具,尤其在战役进展过程中即成为保障各兵种协同动作的工具。我们应勉为这种良好的工具”。

1935年12月,红军通校师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陕北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与通校合并,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1937年1月,学校随党中央进驻延安,简称“延安通校”,从此开始了在抗日战争中办学的新时期,学校历史翻开了新一页。

1948年5月,延安通校师生随党中央、毛主席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通校与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晋冀鲁豫军区通校,军委气象局,合并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是解放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工程技术学校。这几部分学校分别在河北省解放区的阜平、获鹿和平山等地办学。

1949年3月,学校迁址河北张家口,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学校发展史上长期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特殊时期,组建为党和军队当时最为重要、规模最大,集情报、保密、通信技术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高校——中央军委工程学校。1949年11月27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聂荣臻亲自为学校题词。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仍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日的办学宗旨。

此后,军委工校通信部分历经了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兵学院。1958年,学校迁址古城西安。1959被中央确立为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1960年学校更名为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966年4月1日,全院从部队转业,划归地方建制,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1月,学校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光荣的历史征程,孕育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长征精神的滋养、延安精神的浸润和追求真理、攀登不止的科学精神,是西安电子科大优良校风、学风形成的基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朱德同志亲自签发选调“通校”学员的命令,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无微不至地关心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建国后,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元帅更是具体指导学校工作。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放眼世界、重视人才的胆略和气魄,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85年历史长河的瑰丽画卷中熠熠生辉,光芒四射,成为学校创新与发展的强大力量。

纵观一路征程,从江西瑞金的半部电台和几个人的无线电训练班,一路坎坷命脉不断,发展到85年后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昭示我们:西电的大发展,必须要以服务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历史使命,坚持走以电子与信息为特色的办学之路,努力早日建成电子信息特色鲜明的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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